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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敬之對中國新文學的貢獻

時間:2019-06-14 08:44      來源:文藝報 張永健

賀敬之創作的優秀作品《白毛女》《南泥灣》《回延安》《放聲歌唱》《雷鋒之歌》,被人們譽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當之無愧的經典之作,鼓舞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縱觀他艱辛而璀燦的人生道路和文學道路,他對中國文學,特別對五四以來近百年的中國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始終堅持文學的社會主義方向。

賀敬之同志是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文藝家,是在延安艱苦的歲月里涌現出來的人民詩人、人民戲劇家,他是冒著硝煙、冒著戰火,伴隨著“翻身”的“喜兒”,唱著《南泥灣》和《翻身道情》而跨入工農當家做主人的新中國門檻的文藝工作者,他是一位同雷鋒、焦裕祿等從工農勞苦階級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站在一起、為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奔走呼號的熱情的歌者。他創作的優秀作品《白毛女》《南泥灣》《回延安》《放聲歌唱》《雷鋒之歌》,被人們譽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當之無愧的經典之作,鼓舞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縱觀他艱辛而璀燦的人生道路和文學道路,他對中國文學,特別對五四以來近百年的中國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始終堅持文學的社會主義方向。

賀敬之出身貧苦農家,同底層勞動者的心貼得很近,從他步入革命圣地延安,踏入文學殿堂始,在魯藝就立下誓言:“我們高舉‘魯迅’的火把,走向明天,/用詩和旗幟,/去歌唱/祖國青春的大地!”(《不要注腳——獻給“魯藝”》)在延安的歲月,他逐漸樹立了“為人民而創作”的思想,他早期的詩歌中就寫了王嬸子、夏嫂子、小蘭等貧苦農民的形象,并給予了深深的同情。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服務的觀點逐漸在他的思想扎根,不論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的年代,不論是抗日戰爭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不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初“放聲歌唱”“激情燃燒”的歲月,還是在被審查被批判的“文革”時期,不論是在順利的時候,還是在逆境的時候,不論是受到贊譽的時候,還是受到批判或審查的時候,不論是在宣傳文藝部門的時候,還是在離退休之后,他都始終如一、堅定不移地在理論和創作實踐上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尤其在“文革”之后,他擔任黨的文藝宣傳部門的領導時,面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一方面做了大量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如對胡風事件、對丁玲問題的平反等,一方面又旗幟鮮明地對違背“二為”方向的各種傾向進行了耐心的行之有效的說服批評工作。這里要特別強調的是他在1980年7月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后,根據黨中央確定的精神,由鄭伯農執筆,由他主持討論修改,經中央領導同志審定后,同年7月26日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的文章《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既繼承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完善了毛澤東文藝為人民的思想,受到了文藝界和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直至現在仍是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指南。新時期以來,社會主義文學所取得的成就,不能說和這篇社論沒有關系。他在團結、調動文藝界的一切積極因素,為創造“人民滿意”的文藝作品,為貫徹“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寫了許多文章,發表了不少講話,做了很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對推動文藝向社會主義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是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忠實實踐者,是杰出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詩人和戲劇家。80年代初中期,賀敬之繼詩人臧克家之后,大力倡導、普及、推廣深入研究毛澤東詩詞,團結海內外熱愛毛澤東和毛澤東詩詞的學者、專家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國乃至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1940年到延安至今,他不忘初心、堅守信仰,始終堅持文學的社會主義方向。

五四以來歌劇大多受西方歌劇的影響,缺少民族特色。其人物多為上層社會的少爺小姐,勞動人民大多是作品中的配角,而歌劇《白毛女》卻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鮮明主題,第一次在中國戲劇舞臺上形象地展現了農民如何被“逼上梁山”的過程,第一次在戲劇舞臺上表現了中國社會,尤其是近百年來封建地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殘酷壓迫農民,農民忍無可忍投奔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進行革命反抗的真實現實,歌頌了人民革命的勝利,它是歌劇民族化、大眾化的典范,是中國現代歌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式的紅色經典,它是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集體創作的智慧的結晶,又是主要執筆者賀敬之人生觀、藝術觀和個人才華的具體體現。當時,賀敬之年僅21歲,《白毛女》的演出場次之多,被改編為各種戲曲舞蹈形式之多,觀眾之多,在中外戲劇史上可以說是少有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應該說,賀敬之對開辟中國歌劇社會主義新紀元做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之后是一個萬象更新、百鳥朝鳳的嶄新時代,也是一個政治抒情詩大行其時的昌盛時代。歌唱祖國新生,歌唱人民當家做主人,歌唱共產黨及其領袖英明偉大的頌歌,匯成了時代的大合唱, 其領唱詩人則是賀敬之、郭小川等。他們的詩歌反映了五六十年代昂然奮發的時代精神,歌頌了中國人民戰天斗地建設祖國的宏偉業績和改造山河的英雄主義精神與追求美好理想的浪漫主義情懷。新中國初創時期至“文革”以前,賀敬之、郭小川等是人民所喜愛的詩人,他們的作品一出現,往往好評如潮,甚至掀起一股股熱浪,刮起一陣陣旋風,他們被稱為我們時代的“鼓手”、“‘開一代詩風’的詩人”。賀敬之是一位創作態度嚴謹、思想敏捷、富于獨創性的詩人。新中國成立以后,他的詩作數量不算很多,但質量高,影響大。他善于在學習民歌、古典詩詞和五四以來新詩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吸取外國詩歌的特點, 根據時代的需要和民族文學傳統的實際,自創新意,自鑄新辭,以詩意濃郁的藝術形象表現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以深厚真摯的火熱感情歌吟遼闊奇麗的時代風云,詩意壯美,風格豪放,氣勢磅礴。他的詩是催征的戰鼓、時代的頌歌,洋溢著高昂的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回蕩著激越而悠揚的音響。他對我國的詩歌創作,特別是政治抒情詩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詩人臧克家曾熱情贊美《放聲歌唱》:“詩人以個人為主角,用情感的金線繡出了黨的雄偉強大,繡出了祖國土地的壯麗遼闊,繡出了新中國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的英雄形象,繡出了光輝燦爛的未來的遠景……讀這首詩,像在晴朗的早晨,看到了東方天空的萬道霞光;像在前進的隊伍里,聽到了令人鼓舞的號角。”詩人徐遲曾熱情稱道《十年頌歌》:“詩人這種灼熱的熱情,這種精神的火焰,燃燒著他的心靈,使這首詩像山谷的回音,像火焰的噴發。看得出來這首詩是一氣呵成的,它是這樣緊湊而完整。”郭小川曾熱情評價賀敬之其詩其人,他說:“我比較喜歡李白、辛棄疾的一些作品,現代的,則比較喜歡賀敬之的一些作品,就是喜歡他們的抒情,而且是豪情。他們是不同時代的大詩人。”他還說賀敬之的作品是“很有思想的作品,更是有氣魄的作品,在同代詩人中,他所表現出來的天才好像還沒有”。

賀敬之的詩歌反映生活抒發激情時,不是采取“窺一斑而知全豹”的側面描寫,而往往是采取正面描寫:雄居其上,統攝全景,大開大合,思接千載,縱橫萬里,神馳古今,造成一種宏大的氣勢,崇高的精神境界。這與政治抒情詩反映重大的社會問題相一致的抒情的主體,具有明確的政治傾向性與新中國公民或者共產黨員或革命戰士、革命軍人的自豪感與幸福感,把內心深處強烈的愛憎化成了一個無產階級“詩人和戰士”相統一的壯懷激烈的歌聲,塑造的是詩學和政治學相“統一”的藝術形象。

比如賀敬之在《放聲歌唱》中所塑造的黨的形象就可見其思想之深邃,想象之豐富,創造之新奇。在人們心中,黨是偉大的、神圣的,又是具體的、平凡的,黨是無時不有、無所不在的。如果賀敬之用“母親”“太陽”這些流行的形象來比喻黨就顯得入俗套、無新意、“隨人后”。如何塑造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黨的形象,這確實是擺在新中國詩人面前的一大難題。當時許多詩人都未能很好解決這一問題,只有賀敬之,在《放聲歌唱》中非常理性地在現實生活中發現、選取、創造了獨特的閃射著真理光芒的嶄新形象, 塑造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黨的光輝形象:

黨,

正揮汗如雨

工作著——

在共和國大廈的

建筑架上!

這一形象的創造性和高明之處就在于:第一,指出了黨的階級本質,黨的形象是一位建筑工人,是一位普通勞動者,他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遠,是平凡與偉大、樸素與崇高的辨證統一,是黨的領袖人物和普通黨員優秀品質的高度藝術概括。第二,這一形象說明黨的工作重心已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詩中用“煉鋼爐”、“農業合作社”、“基本建設的工地”等一幅幅工農業生產建設熱火朝天的蓬勃場景作了有力的烘托。這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想象力之敏銳,豐富而新奇。第三,把黨比喻為“共和國大廈”的建設者更合乎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政黨、領袖的關系,比把黨與人民的關系比喻為太陽和萬物、母親與子女更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的論述,因此這一形象不僅在藝術上的創新是空前的,而且對于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政黨、領袖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極其正確、極其精當的藝術顯現,尤其在思想上是矯正,是豐富,是創新。第四,這一形象具有強烈的警示作用,像一面鏡子。這一形象創造至今已有60多年了,在當時無與倫比,在現在,仿佛尚無人企及。詩評家李元洛曾這樣評價賀敬之的作品,他說,賀敬之的詩作“風雷奮發,豪邁高揚,情濃似酒,意真如金,過去動人心旌,時至今日也仍然能夠掀動讀者心海的波瀾”。詩評家謝冕在1983年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專著《共和國的星光》中滿懷激情地稱頌賀敬之郭小川的“激情而充滿朝氣的詩句,開創了一代詩風,成為最有代表性的時代風格的詩”。

現代詩壇上,詩人晚年由寫新詩轉寫古體詩的不乏其人,不同的是,賀敬之在古體詩的前面加了一個“新”字,既同古體詩有相同之點,又同古體詩有不同之點,其相同處,即如他在《賀敬之文集(2)·新古體詩書卷·自序》所言:“所謂‘合適的較固定的體式’,對我來說,就是這個集子里用的這種或長或短、或五言或七言的近于古體歌行的體式,而不是近體的律詩或絕句”;其不同處,也如“自序”所言:“無需嚴格遵守近體詩關于字、句、韻、對仗、特別是平仄聲律的某些規定”。

為什么說,賀敬之開創了古體新詩的新局面呢?

第一,以其詩品人品推波助瀾讓新古體詩創作成為一種潮流。賀敬之自覺地系統地推出眾多古體新詩,而且又有較為系統的創作理論;加之他在當代詩壇的獨特地位和影響力,因此使這種詩體得以發展壯大,形成一股潮流,這同他身體力行的推波助瀾是分不開的。

第二,努力實踐毛澤東同志關于新詩“出路”和新詩“詩體式”的構想。毛澤東同志不僅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軍事家、戰略家,而且是偉大的預言家,是學貫中西的偉大詩人。他對詩歌的構想、評論與期盼同他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一樣大體是合乎實際情況,因為他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他說:“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的詩來”。他還說:“將來的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賀敬之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忠實實踐者。他的新古體詩的創作也是對毛澤東關于詩歌發展理論的一種實踐和印證。

第三、讓新古體詩占領了陣地且爭奇斗艷。五四時期胡適倡導白話新詩,功不可沒,但新詩真正占領陣地讓人們心悅誠服的則是郭沫若的《女神》,即如聞一多所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而新古體詩真正由占據詩壇的一席之地到與其他各種詩體并立詩壇,應該說是由賀敬之1976年11月創作新古體詩《飲蘭陵酒》開始,這之前他只有少量古體新詩,此后才大量創作發表,尤其是他的新古體詩集《賀敬之詩書集》《賀敬之詩書二集》《心船歌集》陸續出版之后,更是在詩壇引起一陣陣波瀾。新古體詩開創的新局面不僅是由于賀敬之在文壇詩壇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他的新古體詩的創作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和示范作用。比如:

幾番沉海底,

萬古立不移。

岱宗自揮毫,

頂天寫真詩。

——《登岱頂贊泰山》

我認為,賀敬之詩歌的浪漫主義特征表現為三點,一是浪漫主義激情,二是浪漫主義理想,三是“大我”和“小我”的結合。這首詩就具有這些特征,寫泰山的成因,寫泰山的精神,寫泰山歷經磨難,矢志不渝,頂天立地激情澎湃地抒寫真詩,這既是寫一位頂天立地,堅強不屈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也是寫我們偉大堅強的中華民族、偉大堅強苦難輝煌的中國共產黨,也是作者畢生的理想追求,是“大我”和“小我”的巧妙融合。再如《游石林》就是一首哲學或哲學的詩,可與艾青的《光的贊歌》媲美:

覽史憶戰陣,/訪滇游石林。/揮杖指萬象,/走馬閱千軍。/向天皆自立,/拔地深連根。/入林識戰友,/叩石聽友心。/問石立何位?/問林何成因?/結群基一我,/眾我成大群。/主客二體合,/個群互為存。/天運此正軌,/人運亦同輪。/崢嶸井岡路,/風雨天安門。/正反思得失,/“人”字論紛紜。/忽見“救世”者,/大言指迷津。/西寺討舊簽 ,/何詡“啟蒙”新?/廢己固遭禍,/唯私必沉淪。/中華再崛起,/大振我國魂。/撥亂非易幟,/石林響正音。/感此熱血沸,/挽石入人林!

這首詩把詩人、戰士、個人、集體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把哲理、形象、詩情合而為一,把大自然變化的規律與中國社會發展的軌跡聯系在一起,贊頌“崢嶸井岡路,風雨天安門”,批判“西寺討舊簽,何詡‘啟蒙’新”的錯誤思潮,指出否定革命歷史必將使親痛仇快:“廢己固遭禍,唯私必沉淪”。號召人們為了“中華再崛起,/大振我國魂”,特別告誡人們“撥亂非易幟”,千萬不要走上“易幟”的邪路。我們說具有詩史品格的作品,就是詩、史、思三者融為一體,既具有形象的詩意美,又具有永恒的藝術價值,還要給人以深刻的哲理思考。這首詩就具有這些特點。

由上觀之,賀敬之的新古體詩,是對我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產的繼承、發展和創新。如果說,他的《放聲歌唱》《雷鋒之歌》《中國的十月》《八一之歌》是外為中用的典范,那么,他新時期創作、倡導的古體新詩便是古為今用的樣品,有些作品既具有蘇軾、辛棄疾的豪放之氣,又具有李白詩歌和毛澤東詩詞的浪漫主義精神,是《放聲歌唱》《雷鋒之歌》浪漫主義精神的延續,是當代詩壇的又一品種的詩歌奇葩。他開創新時期新古體詩的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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